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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坐着冷板凳,却将千百年前的文明亲手复活

来源:搜狐网 编辑:admin 人气: 发布时间:2019-06-04
摘要:古籍修复师一双巧手赋予了古籍善本新的生命。 给古书续命的人 本刊记者/程昕明 摄影/董洁旭 发于2019.6.3总第901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他们是终日与故纸堆为伴的一群人。 他们身上有种独特的书卷气,每个人的言语都很温和、舒缓,时光在这里变慢。你们要不来,

古籍修复师一双巧手赋予了古籍善本新的生命。

给古书“续命”的人

本刊记者/程昕明 摄影/董洁旭

发于2019.6.3总第901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他们是终日与“故纸堆”为伴的一群人。

他们身上有种独特的书卷气,每个人的言语都很温和、舒缓,时光在这里变慢。“你们要不来,这屋里就更没什么声音了。”身材高挑的山东姑娘崔志宾一边修书一边说。

修复一本古籍,可能十天半个月;参与一项工程,可能三年五载。这样的工作节奏由不得你不放慢心态。

然而,这份工作并不轻松。书库里,浩如烟海的典籍等着他们妙手回春;案台上,片纸只字都需心静如水认真对待。

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张破损严重的民国时期的地契,修复之后它们将被数字化上传到互联网。

他们像大熊猫一样珍贵,却曾经拿着比“看车人”还低的薪水。文物修复行业的走红让他们成了明星工匠,一轮轮的媒体报道之后,长相厮守的依旧是故纸堆和冷板凳。他们就在这日复一日、波澜不惊的劳作中度过半生。

千百年的薪火

1980年9月,三名刚刚高中毕业的小伙子来到文津街7号,在北京图书馆开始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。他们都属虎,那年18岁。

同年冬天,南昌火车站的月台上,一位78岁的老者告别家人,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。这位老人也属虎,与三位小伙子差着一个甲子。这是张士达老先生全家下放江西11个年头之后再度返京,此时距离他从河北老家到北京琉璃厂学徒已有62个春秋。

因缘际会的“四虎”要传承的却是一件“绣花活儿”——古籍修复。

“刚开始的时候,自己对什么是古籍、为什么要对古籍进行修复、古籍修复是怎么回事一点儿也不知道。”三位弟子之一的刘建明回忆说,是张士达让他们认识到这个行业的价值。

前门外的一个招待所里,师徒四人朝夕相处、口传心授,“古籍修复培训班”薪火复燃。

一年后,因为无法解决亲属的进京指标,张士达老人只能重返江西与家人聚首。所幸,他可以带着朱振彬、刘建明、刘峰三人一同回去,在江西省图书馆完成未尽的课程。

张士达的高足朱振彬介绍说,古籍修复在中国至少已有上千年历史。敦煌遗书中就有“装潢手”的身影,《齐民要术》中也有关于图书修补技艺的描述,故宫武英殿曾是当年的皇家古籍修缮点。

清末民初,肄雅堂、肄文堂是京城古籍修复的两大招牌。生计所迫,16岁的张士达就是在肄雅堂古书店学徒,而后自立门户“群玉斋”。在琉璃厂,他接触了郭沫若、冯友兰、郑振铎等文化名流,与鲁迅先生也多有往来。

1956年“公私合营”之际,著名学者赵万里先生推荐张士达进入北京图书馆工作,尊之为“一代国手”。

1982年,江西南昌,一代国手张士达与爱徒合影。前排张士达,后排左起朱振彬、刘峰、刘建明。图/受访者提供

张士达曾对朋友说:“修补破书是我最喜欢做的事,我修复古籍时,身心感到非常愉悦。如果离开古籍修复这个行当,身体也就不振作了。我若能为国家多修几本好书,使古老文化继续传承下去,才是最幸福的。”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:“我已八十三岁,倘若火焚,方法难传。”

天不丧斯文。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几位高徒如今都已是业界名师、国家级技术能手,传续着古老技艺新的火种。朱振彬经常提醒学生要以敬畏之心善待古籍,因为它们经过聚散转手,流传到现在实属不易。“保护好我们的古籍并且努力延长它们的寿命,这样才可以上对得起祖先,下对得起后代。”

朱振彬从18岁进入古籍修复行业,至今已经近40年。

小众中的小众

如今,已经退休的“非遗”传承人、古籍修复师杜伟生每天上午还会到办公室来,带带徒弟,帮着解决一些问题。记者到访的当天,他正在给中国社科院的几名学生讲课。

杜伟生35岁担任修复组组长,50岁卸任。在这里工作45年,他见证了这个行业的冷暖。

1974年杜伟生从工程兵退伍到北京图书馆工作,当时的图书修正组共有32名馆员,其中古籍修复师只有7人。那年10月,馆里派他到北大图书馆系古籍整理进修班,学习版本目录相关知识。

1980年代,图书修正组一分为二,古籍修复划归善本特藏部。不过那时候没什么人愿意来这里,“有的部门一张报纸一杯茶很轻松。没人愿意学这个,白教都不愿意学。”杜伟生回忆说。

在古籍修复行业工作了45年的“非遗”传承人、古籍修复师杜伟生在给社科院的学生们讲课。

最惨淡的是1992年前后,修复组的工资只有几百块。“连图书馆门口看自行车的都比这挣得多。”杜伟生说。那时候,修复师们的梦想就是拿上馆里一千多块的平均工资。

人们赞口不绝的“绝活”在当时几乎变成了一个让人绝望的工作。有人调到其他部门,有人下海开出租车。杜伟生因为自学了外语,老师傅好几次找他谈话,生怕他离开。

调查显示,2007年之前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士不足百人,堪称“濒危行业”。2007年,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”实施,各地成立了古籍保护中心,老一辈修复师们呼吁了几十年的事终于变成了现实。

据统计,全国现有各类古籍5000万册,三分之一需要修复,其中又有三分之一亟待“抢救”。杜伟生算了一笔账,“每一册古籍十个工作日,就需要五亿个工作日。一个人做需要200万年,200万人做一年就能完工,但是这个行业容纳不了这么多人。”

即便全国古籍修复行业从业者已经达到上千人的规模,杜伟生依旧认为这是一个需求很小的行业,“小众中的小众,这个行业做大做不了。一定要细水长流,留着200年的缝,不是每本书都需要修。但是只要有书存在,就有这行存在。路很窄,但很长。”杜伟生说。

干不完的活儿

相比前辈们的云淡风轻,馆里的年轻人则有一种紧迫感。

古籍修复组组长胡泊表示,他眼下最紧要的三件事就是:把藏品修复好,把青年人培养好,同时依靠科技手段提高效率。他介绍说,组里目前沿用的还是前辈流传下来的“非遗”技艺,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,他希望有更节省人力的先进设备出现。

几十年来,古籍修复组分别开展了《赵城金藏》、敦煌遗书、《永乐大典》和西夏文献“四大修复工程”,凝聚着几代修复师的心血,可谓是另一种意义上的“皓首穷经”。

古籍装潢修复行业自古有传承, 1990年出土的敦煌遗书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有标注装潢手字样。图/受访者提供

岁月无声,当年一同进馆的三位小伙子如今已是年近六旬的前辈。再过两三年,他们都将达到退休年龄。朱振彬领衔的“天禄琳琅”修复工程已接近尾声,刘建明牵头的西夏文献项目也许在他退休前还未必能完工。

已经修复的天禄琳琅藏书明刻本《十七史详》。

正在准备修复的天禄琳琅藏书明刻本《唐类函》。

《唐类函》侧视图。

由于一些历史原因,在“60后”和“80后”修复师之间出现了一个断层。组里目前缺乏40多岁的中坚力量,这是老师傅们放心不下的,也是让年轻人觉得有些不踏实的。

不过,新晋的修复师们在学科背景、知识结构上已经有了显著提升。早年间有的师傅只是小学水平,“三只老虎”起初接触古籍修复时也都是高中毕业生,他们属于天分加勤奋,实践出真知。而今这些年轻修复师大多是美术、应用化学等专业的研究生,还有些从英国、日本留学归来。朴素的蓝色大褂之下,跳动的是有着更高学养和开阔视野的年轻雄心。

后生可畏,但依旧谦虚好学。他们从样书做起,从打糨糊学起,把这份工作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、成长的一部分。朱振彬的徒弟崔志宾说,进馆这几年她觉得自己踏实了不少,“现在不会觉得枯燥,也不会很亢奋,很平和。”她拿师傅当偶像,希望自己在不出错的基础上平稳前进。

东京艺术大学文物保护专业硕士毕业的谢谨诚说,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敢干,没有太多敬畏心。“现在明白什么叫好了,一是知道害怕,二是知道差距在哪儿。”他和崔志宾有着相似的心愿:少出错,不给后人留麻烦。

2007年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”实施以来,修复人才短缺的局面已经初步得到缓解。目前全国共有12家古籍修复中心,25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,十余所高校开设了相关专业,建立起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。

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组组长胡泊介绍说,现在每年各类的培训也要占到一成左右的工作量。但是组里的工作量太大了,活儿根本干不完。除了既定的大工程,还要配合馆里为各种大型展览和数字化工程做准备。

办公室每个人的桌边都挂着这三件装裱用的排笔,板刷,和小扫帚。

中午时分,年轻人三五成群地出去吃饭了,只剩下一两位老师傅还在座位上忙碌着,或是在座椅上打个盹。

偌大的办公室里更加悄无声息,各式的机械设备和满桌的图书典籍等待着“书医”们一双双妙手融百炼钢于绕指柔。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建筑照进来,窗外仿佛已是春天,又好像没有季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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